兩年前的冬奧決賽,我嘔血倒在距離金牌一步之遙的冰麵上,確診胰腺癌晚期。
熬過剔骨般的化療,我終於等到了那萬分之一的靶向藥臨床配型。
可就在手術前夜,虛掩的門縫外傳來主治大夫壓抑的低吼:
“供體轉給南風?司硯那邊怎麼交代!他等不起了!”
我那曾視我如命的未婚妻溫時雪,聲音透著發緊的偏執:
“就說供者反悔,讓他先用保守方案頂著。”
“我會砸錢,一定能再找個配型。”
推門進來時,她大衣上還沾著顧南風慣用的雪鬆香。
“阿硯,配型出了點狀況。”
她不敢看我的眼睛,將同意書遞來:
“先保守過渡幾天好不好?就簽個字,我保證很快會有新的。”
我看著這個曾單膝跪在冰麵上求婚的女人,連質問的力氣都沒有。
我隻是伸手接過筆:
“好,簽完你就去陪顧先生吧。”
她嘴唇一抖,眼底劃過倉皇,僵立許久才顫抖著替我掖好被角。
等她走出病房,我撥通了國外的電話:
“您好,我想谘詢一下。”
“安樂死的申請流程,最快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