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 各地的鬥爭

自二月四日全京漢鐵路各段分會執行總工會的命令進行總同盟罷工以後，各處工人與反 動統治階級都發生了不同方式與不同情況的鬥爭。

在鄭州方麵：四日下午三時左右，駐軍師長靳雲鶚即將鄭州工會執行委員長高彬、副委員長薑海士騙到該師司令部，先用花言巧語要他兩人勸工人上工，高彬、薑海士不為所動，後即將他兩人加上腳鐐手銬，牽到車站及工人住宅區遊行示眾，以示威脅，最後把他兩人關了監。五日又把工會副委員長劉文鬆捉去，靳雲鶚親自為他鬆綁，優禮相待，進行挑撥離間說劉文鬆是好人，高彬等把罷工的責任推到劉文鬆一人身上，他不信。他希望從劉文鬆口裏得出高彬對主持罷工的責任。那時劉文鬆還沒有變壞，激於義憤，很慷慨地說：“罷工是京漢鐵路全體工人的事，決不是哪一個人的事，鄭州工會是我們三個人負責，他們兩個人坐牢受苦，我決不能怕禍偷生，你們把我也關起來吧！不然叫我們的弟兄看起來，我還能做人嗎?”靳雲鶚的參謀副官同他問長問短，歸根到底說到罷工複工的問題，劉文鬆一言不發，最後也把劉文鬆關了監。

六日軍警當局多方設計追捕淩楚藩，淩楚藩是一個很乖巧的人，在京漢鐵路總同盟罷工的開始，就躲了起來。當天，軍警把同淩楚藩住在一起的王宗培、錢能貴捉去，也是腳鐐手銬，押解到鄭州車站遊行示眾，企圖威脅工人。七日上午，京漢鐵路全路緊急戒嚴令下，又將司機彭占元、馬定清捉去，嚴刑拷打，打得皮破肉爛才釋放出來。這樣的威逼，工人不為所動，更激起了全體工人的憤怒。到當天下午四時左右，鄭州軍警又瘋狂似的到處逮捕工人，工人拒捕，予軍警以反擊，造成流血慘案，死傷多人。

在長辛店方麵：自罷工以來，工人糾察隊執行罷工紀律，維持地方秩序，頗得地方群眾和輿論的好評。軍警方麵對工人施行威迫利誘，趙繼賢請出宛平縣的縣長及京兆尹的代表向工會商洽複工的條件、進行分化工人的詭計，其卑鄙無恥的行為與鄭州軍警當局大同小異。但長辛店的工會負責人對軍警的警惕性比較高，罷工的第二天，工會即轉人地下活動，軍警屢次到工會尋找負責人，都沒有找到。六日夜晚十二時左右，駐長辛店的陸軍第十四混成旅會同當地的警察，挨戶調查人口，搜索工人，在工人家中捕去史文彬、吳汝明、陳勵茂、武把、洪尹福等十一人，押解到十四混成旅司令部，嚴刑審訊，剝去衣褲，打得皮破血流。當時正是三九寒天，他們十一個人關在拘留所裏，帶著腳鐐手銬，一絲 不掛地差不多達兩天之久，每一個人哆嗦發抖，凍得死去活來。

當夜，工人糾察隊分途報信，次晨天還沒有大亮，長辛店的三千多工人集合在十四混成旅司令部門前，當前一麵大旗，上麵大書“要求釋放被捕工人”。工人群眾均手持小白旗，一致高呼：“還我們的工友！”“還我們的自由！”，聲震天地。該旅旅長便拿出他的法寶，下令衝鋒。密集的武裝隊伍由內向外，對工人群眾射擊，一時彈如雨下，接著數十騎馬隊向群眾衝來，當場中槍死去四人，重傷三十餘人，輕傷無數，工人群眾不得不四散奔逃。史文彬等十一人在十四混成旅司令部的拘留所拘押了兩天多，到京漢鐵路恢複交通以後，才解到保定關在直魯豫巡閱使署的監牢裏。“二七”慘案以後又有工人二十餘人被捕，也關在這裏，一直到曹吳失敗之後，他們才從監獄裏出來。在那漫長的歲月裏，關在保定監獄裏的工人和我們的同 誌，吃盡了苦頭，受盡考驗，但他們始終保持了工人階級不屈不撓的氣節。

信陽方麵，也有同樣的情況。在罷工的過程中，軍警和京漢鐵路管理局對工人威迫利誘，每日裏都有新的花樣，工人的團結象銅牆鐵壁似的，敵人都無能為力。七日下午，約在五點鐘左右，工會執行委員長胡傳道被軍警綁上車頭，強迫開車，胡傳道不為所屈、並厲聲說：

“二千多裏長的一條鐵路，三萬多員工掌管的複雜細致的技術，火車頭開出去，這三萬多人都要動腦筋，費氣力，這三萬多人中如果缺了一個打旗的、掛鉤的或是加油的，這個火車頭就寸步難行了，如果象你們這樣蠻不講理地把火車頭開出去，一定要出軌或是翻斤鬥。開火車是要有方法有條件才能開，不比強盜殺人放火，把人殺了，把火放了就完了。你們蠻不講理地把我綁上車頭，就同強盜殺人放火一樣，你們殺人放火不負責任，我開車可要負責任，你們殺了我，不過是一條人命，在罷工問題沒有解決前，我把火車頭開出去，所出的亂子和帶來的災難，要比我這一條人命大得多，所以我寧可被你們殺死，也不能出賣工人為國家社會造成災難。”胡傳道的話還沒有說完，帶領軍警的軍官指揮大刀隊砍去胡傳道的左右臂，當時胡傳道就昏倒了。反 動軍警並當場槍殺了反對複工的工人數名。隨後用兩個軍警綁架一個工人，強迫複工，這樣屠殺工人的情況，從江岸一直到鄭州都是一樣。

工人在這樣的黑暗勢力壓迫之下，生命都在呼吸之間，所以全路工人從二月七日深夜至八日早晨，才忍痛複工，罷工運動雖然是失敗了，而工人的階級覺悟提高了，工人的戰鬥意誌和信心增高了。

當江岸軍警正在屠殺工人時，項德龍和工人糾察隊在一起，亂槍襲擊時，死裏逃出，潛伏在江邊，到夜色深時才搭上一隻小劃子到漢口法租界江邊上岸，到法租界長清裏一個同 誌的寓內建立京漢鐵路總工會的聯絡處，開始調查工人死難的情況，擬定善後的辦法。這次大屠殺，在江岸方麵：死難的工人三十七人，受重傷的二十七人，輕傷及在事變中失蹤的還不在少數，被捕的百餘人。長辛店方麵：死難的工人四人，受重傷的二十餘人，被捕三十餘人。鄭州方麵：死難的工人二人，受傷的十餘人，被捕的數十人，也有失蹤的。信陽方麵：死難的工人二人，受重傷的數人，受輕傷及被捕的亦不在少數。其他各分會及各站各廠，死難的，受傷的，被捕的工人，在當時白色恐怖之下，不可能進行調查，事後也就沒有資料可查了。

寫到這裏，我們不能不特別提到在“二七”慘案中犧牲的另一位戰士——施洋烈士。

京漢鐵路總工會籌備之初，施洋同項德龍即有密切的聯係，對工會的宣傳組織工作提供了很多意見。他在武漢各個工會都參加宣傳鼓動和組織的工作。他長於詞令，勇於鬥爭，他不畏強權，不怕艱險，每與人爭論，他的道理總要占上風。因此一般權要與學閥都把他看成是一個危險人物。

一九二三年一月底，武漢各工會的代表齊赴鄭州參加京漢鐵路總工會的成立大會時，施洋以武漢工團聯合會法律顧問的身份，被邀請到鄭州參加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典禮。也就是協助項德龍對工會成立大會的領導工作。罷工運動發生，他也做了很多宣傳鼓動工作。雖然因為他的律師業務很忙，在罷工運動中，沒有擔任什麼重要的職務，但他在罷工期間每天夜晚都要到江岸工會與項德龍共同策劃，到夜深人靜時才回家。二月五日，劉家廟舉行群眾示威大會時，他代表武漢工團聯合會出席講演，他那鋒利的詞令，慷慨激昂的態度，鼓舞了群眾的鬥爭的情緒。他在當時是一個公開的所謂“過激派”。他自己也從不避諱一切活動，並把他的好打“抱不平”、好幫助窮人，說成是律師的天職，法治的精神，保障人 權。他常說：“我們的革命是多方麵的，如果能用血淋淋的事實說明資產階級的法律是騙人的，是不兌現的支票，就是在群眾麵前瓦解了資產階級的法律，就是打垮了反 動統治機器的一部分。為得執行法律，如果被他們殺害或是關監，我們就是求仁得仁。一個革命家同反 動統治階級如果不麵對麵地多打幾個回合，反 動統治階級也不會垮，革命事業也不會成功！”施洋不怕坐監不怕殺頭，不計較個人的利害得失，是我們的同 誌與工人群眾所共知的。他在每一次的工人罷工運動中，都是不顧一切，勇往直前，在京漢鐵路罷工運動中，他經常同工會與工人群眾在一起鬥爭，敵人非常仇視他。“二七”慘案在江岸爆發時，施洋正在漢口地方法院出庭，為一個刑事案件的當事人辯護。約在下午四點鐘左右，漢口陸軍稽查處派了兩個便衣暗探到施洋律師事務所，借接洽官司為名來找施洋，施洋的夫人也沒有看出什麼破綻，就對他們說：施先生到地方法院出庭去了。他們就從後城馬路到地方法院去，在新市場附近，遇著施洋坐著人力車回家。他們上前把施洋截留下來，先到他的律師事務所查抄了一番，然後把他押解到陸軍稽查處，轉警察廳，未經審訊，即押解到武昌湖北督軍署的陸軍審判處的監獄裏。到二月八日下午五時陸軍審判處才開始審訊。他上公堂時帶著三四十斤重的腳鐐，二十多斤重的鐵鏈，很大的一副手銬，雖然走路艱難，他的態度仍是從容自若，不改常態。審判他的人先問了他的姓名、年齡、籍貫、職業之後，他首先向審判官提出兩種抗辯，他抗辯的內容是：第一，施洋不是軍人，不是江湖大盜，本來就沒有犯法，即令犯了法，也應該由夏口地方法院審理，湖北督軍署的陸軍審判處無權審理律師施洋，如果你們一定要審理的話，那末你們就是渺視國法，逾越權限，你們首先就犯了國法，你們就要考慮你們對法律上應該負什麼責任！第二，施洋是一個文弱書生，用不著腳鐐手銬，尤其是這樣天字第一號的重腳鐐手銬，全世界的文明國家都廢除了，你們最好是采用文明國家的作風，廢除這種落後的刑具，把一個文弱書生關在牆高數丈，重門疊戶的監牢裏，你們也夠威風了，我也夠受折磨的了，再加上這樣的刑具，你們從天理國法人情各方麵來考慮一下是否確當。那個陸軍審判處長姓孫，也是一個法政學生出身，對同道有點同情，他說：“你的第一項申訴可以轉呈，你安心守法，不要著急。第二項申訴，這是監獄的慣例，如果你守法的表現好，主管監獄的官員會給你卸除刑具，即宣布退庭。

施洋下了公堂，回到監獄，剛剛坐下，即有人在牢房外高聲喊道，“施洋下刑具”。這就是施洋在革命鬥爭中最後的一次勝利！在公堂上審訊的情況，並不很惡劣，在宣布退庭前，審判處長說：“你的供詞我還有些沒有聽清楚，記錄恐怕也不夠好，你恐怕也還有要說的話沒有說出來，你下堂以後，寫一個親筆的書麵口供呈上來。你我是同道人，你盡管放心，我必憑情判斷，決不冤枉你；不過這是軍法機關，隻重命令，與普通法院不同，你在親筆供狀上不必發牢騷.

施洋是一個很敏 感的人，陸軍審判處長強調“隻重命令”四字，無疑是給他暗地送的一個警告，他已知道事態的嚴重了。九日七時起床，他草擬了一個供狀，約二千餘言，仍然是據理力爭。十日為同獄的難友策劃農曆年關的福利，草擬申請書。十一、十二兩日為難友石玉貴草擬請假釋訴狀。十三日寫獄中日記及詩一首，十四日一日無事，到十五日拂曉，突然提出在陸軍審判處刑場執行槍決。行刑前獄吏問施洋有無遺囑，施洋從容笑說：“我的遺囑就是：不怕人，不怕事，不怕死！堂堂做人，反對強暴。你們殺了一個施洋，還有千百萬的施洋。”說完從容就義。施洋是為工人階級，為革命事業，光榮地犧牲了！他的身後蕭條，一貧如洗，隻剩下他的夫人郭繼烈和一個在當時不滿三歲的女孩兒，及一個十多歲的小 弟弟。他的棺殮埋葬都是漢口租界人力車工人工會負責辦理，葬於武昌賓陽門外洪山北麓，他死難時年僅三十四歲。

“二七”血案後，死難的要安葬，死難的家屬要生活，受傷的要醫治，被捕的要營救，失蹤的要尋找，失業的工人約二百餘人要救濟，許多繁重的工作要做，項德龍接受黨的指示，在京漢鐵路建立了濟難會，進行善後工作。

自一九二一年八月初中 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宣告成立起，一直到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止，這一時期是中 國工人運動的高 潮，在南方的海員組織活動與北方的鐵路工人組織活動，形成了全國工人運動的兩大洪 流，在這兩大洪 流中黨吸收了不少優秀的工人如蘇兆征、項德龍等人黨，在天津、上海、廣州、湖北、湖南各大城市和工、礦地區，都普遍地建立了工人運動的根據地和共 產黨的組織。全國各城市工人和學生在中 國共 產黨的直接領導或間接影響之下都活躍起來。在京漢鐵路罷工運動中，不僅是武漢的工人和學生沸騰起來，就是全國各地的工人和學生對於京漢鐵路的工人罷工運動也起來聲援。“二七”慘案之後，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更加殘酷了，京漢鐵路全線的工會都被查封了，工人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被剝奪了，武漢工團聯合會與所屬的十八個工會也被查封了，武漢的學生的言論集會結社也受到限製。在曹銀、吳佩孚、蕭耀南統治之下的直隸（河北）、河南、湖北三省的工人運動，不得不很快地轉入地下活動，其他各地也受到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這就是我們當時所遭遇的一股逆流，工人運動暫時遭到挫折。

在這時候，第二國際的走卒湖南勞工會的頭子王光輝等勾結一些流氓政客郭聘伯、袁正道、郭寄生等，工賊張纛、盧士英、張德惠等妄想同共 產黨爭奪工人運動的領導權，他們千方百計地挑撥京漢鐵路失業工人動搖分子楊德甫、羅海澄、周天元、黃子堅等同共 產黨的感情，離間京漢鐵路工人同共 產黨的關係，他們到處利用反 動統治階級的報紙對共 產黨作惡意的攻擊，說什麼：“共 產黨鼓動京漢鐵路工人罷工，是犧牲工人，報效俄國。”“共 產黨人得了俄國人的錢，在中 國發動罷工運動，壯大俄國人的聲勢。”“共 產黨侵吞了京漢鐵路工人的救濟款。”企圖汙蔑中國工人階級“爭自由、爭人 權”的革命運動。

“二七”大罷工後，工人運動受到挫折，一時轉人低潮。但不久爆發了省港大罷工、上海五卅大罷工，推動了革命形勢的發展，形成了大革命的高 潮。一九二六年，北伐軍到達武漢，工人運動得到蓬勃的發展。工賊張纛、郭聘伯等妄想勾結第八軍政治部主任劉文島，同共 產黨爭奪工人運動的領導權。武漢工人糾察隊將張纛、郭聘伯等捕獲，在漢口群眾大會上進行公審，把這幾個工賊宣告死刑，當場執行槍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