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國後的第一年，我在斯德哥爾摩的研究中心拿到了臨床心理學的博士後資質。
第二年，我參與了一項針對戰爭創傷兒童的長期幹預項目。
紀深在第二年春天調到了國際刑警的駐歐聯絡處，和我在同一座城市。
他依然隻做兩件事，送便當，不追問。
偶爾他會在周末開車帶我去峽灣邊上走一走。
從頭到尾隻說三句話以內的閑聊，其餘時間就安靜地走在我左側半步的位置。
有一天走到懸崖邊上的觀景台，他忽然停下來。
“序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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