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一個回城名額,我和沈嘉言在破舊的筒子樓裏掙紮了三年。
第一次機會擦肩而過,我典當了母親留給我唯一的遺物,換了三百塊錢給他鋪路。
第二次名額被人搶占,我把壓箱底的兩根金條也交到了他手上,讓他去省裏想辦法。
第三次審核再次碰壁,我望著他挫敗的眼睛,手裏死死攥著那個在香港飛黃騰達的生父留下的地址,掙紮著要不要向他求助。
卻在當晚,意外在他床板下翻出幾封沒燒盡的信:“沈哥,這次審核失敗的戲碼,夠不夠逼真?”
“沈哥真高明,聽說那鄉下妞白天拚命搖紡車,晚上還給你焐被窩,真是個好擺弄的貨色。”
我放下那些信,用公共電話亭裏撥通了那個號碼:“你不是一直想讓我回去,嫁給你的手下嗎?我同意。”
“三天後,派他來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