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法醫女友顧清寒在一起後,我成了她和醫生發小沈星河中間插不上話的邊緣人。
吃牛排時,他們會一起刀叉比劃,津津有味地討論肌肉的走向和創傷麵的縫合。
我發高燒,渾身發冷,他們卻相視一笑,用專業的口吻調侃我的病情。
在他們眼裏,除了死亡,我所有的難受都叫"無病呻吟"。
所以我出車禍重傷那天,打通電話時,換來的依然是他們的敷衍。
電話那頭,沈星河嚼著烤串,一邊輕笑:
"出車禍?"
"聽這中氣十足的痛呼聲,氣道沒阻塞,胸腔沒大出血,死不了。"
顧清寒在旁邊跟著輕嗤了一聲:
"明遠,別鬧了,今天工作很累。"
"你隻是個小骨折,自己找護士打個石膏就行了。"
說完,她毫不猶豫地掛斷了電話。
護士拿著單子走過來,看著我孤零零的樣子,眼神憐憫:
"家屬還沒來嗎?"
"馬上要手術了,得有人簽字。"
我用完好的左手接過筆,毫無遲疑地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不用等了。"
在他們眼裏,我的痛苦,還不如一具屍體來得有分量。
既然如此,這段擁擠的三人關係,我不參與了。
......
"紀明遠的手術同意書,是他自己簽的字。"
護士把病曆本遞給值班醫生的時候,語氣裏帶著一點不可思議。
值班醫生掃了一眼簽名欄,皺了下眉:"家屬呢?"
"沒有家屬。"
我躺在急診的推床上,聽見這段對話,沒什麼反應。
右腿從膝蓋以下是腫脹的、變形的,疼痛已經過了最尖銳的那一波,變成一種鈍鈍的、持續的酸麻。
倒是左手食指上有一道淺淺的劃痕,是剛才簽字時筆尖滑了一下。
手術室的燈亮了。
麻醉師過來跟我確認信息,問我叫什麼名字,今年多大,有沒有藥物過敏。
我一條一條地回答,聲音很穩。
他大概覺得我太平靜了,多看了我一眼:"有人陪你嗎?"
"術後需要人照顧。"
"我自己可以。"
他沒再說什麼,推著我進了手術室。
無影燈很亮,晃得我閉上了眼。
麻藥打進去的時候,我腦子裏閃過的不是顧清寒的臉,是她掛斷電話之前那聲輕嗤。
那種聲音我太熟了。
每次我說不舒服,她都是這個反應。
上個月我扁桃體發炎,腫得吞口水都疼,她下班回來看我裹著被子縮在沙發上,第一句話是——
"體溫多少?"
我說三十八度五。
她把外套掛好,語氣鬆下來:"那沒事,病毒性的,多喝水就行。"
沈星河當時也在,坐在餐桌旁邊幫她整理案卷。
他頭都沒抬:"明遠哥,三十八度五根本不用吃藥。"
"你要是在我們科室,這種體溫護士連體溫計都懶得給你拿。"
顧清寒笑了一聲,像是被他逗到了。
那天晚上我自己煮了粥,自己吃了退燒藥,自己把溫度計夾在腋下等了五分鐘。
三十九度二。
我沒再跟她們說。
因為我知道說了也沒用。
在他們的世界裏,不流血的傷口不算傷口,不致命的病症不值得被重視。
手術做了兩個小時。
醒過來的時候,病房很安靜,窗簾拉著,走廊的燈光從門縫漏進來一條細線。
右腿打了鋼板,裹著厚厚的繃帶,抬都抬不起來。
我摸了摸床頭櫃,手機還在。
屏幕上有三條消息。
一條是外賣平台的優惠推送。
一條是我媽問我周末回不回家吃飯。
一條是顧清寒發的,時間是晚上十一點二十三分,距離她掛斷我電話已經過去了五個小時。
"到家了嗎?"
"明天我休息,想吃什麼我做。"
我盯著那行字看了很久。
她甚至不知道我在醫院。
或者說,她壓根沒把我出車禍這件事當回事。
在她的認知裏,我頂多就是擦破了皮、扭傷了腳踝,回家貼個膏藥就好了的那種程度。
因為沈星河替她做了判斷——氣道沒阻塞,胸腔沒大出血,死不了。
她選擇相信沈星河,而不是正在忍痛求她來的我。
護士進來查房,換了引流袋,又幫我調了一下吊針的滴速。
"疼的話按這個按鈕,鎮痛泵會自動給藥。"
她指了指床邊的一個白色小盒子。
我說謝謝。
她走到門口又回頭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終還是說了:
"你女朋友......真的不來嗎?"
"你這個手術不小的,股骨幹骨折,鋼板內固定,術後頭三天最好有人陪護。"
我笑了一下。
"她不知道我做了手術。"
護士愣住了。
那個表情我讀得懂——不是同情,是困惑。
她不理解一個人怎麼會出了車禍、做了手術,連女朋友都不知道。
我也不想解釋了。
手機屏幕還亮著,顧清寒那條消息下麵,光標一閃一閃的。
我退出對話框,打開了另一個頁麵。
國際航班。
單程票。
目的地那一欄,我打了三個漢字,然後停下來。
病房的天花板很白,白得和手術室的無影燈一樣刺眼。
鎮痛泵滴答滴答地響,像一個不會停下來的倒計時。
我沒有按那個鎮痛按鈕。
不是不疼。
是我想清醒地記住這種疼。
記住顧清寒掛斷電話時那聲輕嗤。
記住沈星河嚼著烤串說出的那句診斷。
記住我一個人在手術同意書上簽下自己名字時,筆尖劃過紙麵的聲音。
手機震了一下。
顧清寒又發了一條:"怎麼不回消息?"
"睡了?"
我把手機翻過去,屏幕朝下,扣在床頭櫃上。
"沒睡。"
我對著空蕩蕩的病房說了這兩個字。
沒有人聽見。